新中国成立初期义仓的作用和历史演变

　　义仓是民间为了防备灾荒，在每当丰年的时候，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而建立起来的公益粮仓。义仓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和政府对旧有的义仓进行整顿，并陆续举办新的义仓。义仓在灾荒年月对农村灾民提供帮助和救济，是民间救灾的重要方式。随着乡村社会变革的展开，另一种群众性的经济组织——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建立，义仓的功能逐渐被其取代，在我国存在了一千多年之久的义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　　义仓之制源于北齐，正式设立于隋开皇时期。开皇五年（585年），由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设立义仓，“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，共立义仓。收获之日，随其所得，劝课出粟及麦，于当社造仓窖贮之，即委社司执账检校，每年收积，勿使损败。若时或不熟，当社有饥馑者，即以此谷赈给”（《隋书·食货志》）。义仓制度在唐宋沿用并加以发展。元朝政府也在乡社设立义仓，且对义仓粮的征收、管理、使用都有详尽的规定。明代称之为社仓，粮谷由社民捐输，以备饥荒。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诏乡村立社仓，市镇立义仓，广积储以备灾荒，其仓谷均由士民捐输。

　　民国时期，有些地方的义仓中断了。1930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规定义仓由民间慈善团体兴办，当地政府负责监督。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义仓，一些义仓确实起到了救荒作用，但多数义仓为地主豪绅所把持，甚至有人利用义仓的名义，向群众勒索粮款，侵吞挪用，导致义仓实际上起不到积谷防荒的作用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国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倡议各级政府积极劝导人民建义仓。当时义仓粮的来源有两种：一是有的地方开垦荒地作为义田，义田收入归义仓；二是有的地方在丰年时将农民的余粮存入义仓。义仓的管理方面，一般村义仓由村中“有威仪的公正人”组成委员会共管，县区义仓则归参议会管理。义仓在应对根据地灾荒特别是1942年夏荒时起到了较大作用。但一些乡村由于没余粮办理义仓，使之变得有名无实。解放战争时期，部分解放区也开始整理旧义仓、建立新义仓。例如，1948年黑龙江省遭受严重水灾，省政府决定将过去旧义仓的一切财产积存、外借、房屋、器材一律加以彻底清理，然后在较大的乡村重建新义仓。这年11月，省政府发布《黑龙江省义仓暂行办法》，规定义仓粮积存，按每垧粗粮5斤，依照公粮征收办法办理之，防止与公粮混同及简单行政摊派。积存之义仓粮食定为谷子，其他粮不收。义仓地点暂定为县区分存，县50%，区50%。在省、县、区、社设立各级义仓管理组织，负责义仓一切事宜。动用义仓粮救灾，年息5厘（朱建华主编：《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》第4辑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370页）。黑龙江省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各地普遍对民间旧有义仓进行了清理。中南、西北、西南、华东许多地区结合减租、退押、反霸等运动，对义仓进行整顿，清理出大批积谷，有的地方以这些积谷为基础，继续举办义仓。例如，1950年春荒发生后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推广全面减租和加紧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》，指出，南方各省义仓积谷为数颇大，各地人民政府必须协同各地农民协会清理此项积谷，按低利贷给当地贫苦农民，一俟夏收秋收之后，再行收回储藏，作为下年备荒之用。决定发布后，中南各省清算了过去为地主劣绅把持的义仓积谷、公堂粮食等，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的困难。

　　1950年7月20日，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，妥善保护公粮，整理义仓，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新义仓。让人民树立有备无患、积谷防饥的观念。于是，多地开始整理旧义仓或举办新义仓。东北区和西北区对这一工作比较重视，整理和建立义仓的工作开始较早。松江、黑龙江两省从1948年到1951年，各积义仓粮3000万斤以上。西北区陕西省渭南、咸阳、榆林、绥德等地都建立了义仓。甘肃省约有义仓粮1000万斤（《全国各地举办义仓储粮备荒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2年6月28日）。华东区的山东、福建、苏北等地都重点试办和逐步推广义仓。中南、西南各省对旧有义仓粮进行了清理，个别地区也在试办新义仓。在义仓粮的来源上，大部地区是采取募集方式，一般都是在主要农产物收获后进行募集（荒歉年除外），数量一般不超过应征公粮的1%~3%。在粮食使用上，大都按照“储粮备荒”的原则，遇荒年时，用于救济灾民；一般年景可以在春天低利借贷给贫困农民，以利生产；丰年时可以有计划地利用备荒粮办理福利事业，如修桥补路等；如邻区有灾荒时，也可用以调剂。在粮食储藏方面，开始办义仓时，一般借用群众粮仓，待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，再建立固定仓库。在义仓管理上，大部地区组织了义仓管理委员会，由群众选举的代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。

　　各地义仓粮不但解决了灾民度荒的困难，而且支持了生产。1951年春季，松江省14个县发生火灾、秋季24个县发生水灾，均用义仓粮及时救济。1952年春荒时，又贷放义仓粮900多万斤，使20万人得到救助。黑龙江省的部分农民在青黄不接时也多靠义仓粮解决困难。1952年，西安市郊区30余万斤义仓粮解决了春荒时期2200多名最困难的灾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（《全国各地举办义仓储粮备荒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2年6月28日）。山东昌潍专区6个县的义仓举办后，第二年便解决了春荒问题。1950年益临县四区仙壮乡因遭受雹灾未办义仓，1951年春该乡有灾民60户240人吃饭困难，后经其他乡调集义仓粮5000斤度过了春荒（《江西政报》，1952年4月8日）。此外，在华北、东北和山东的某些老解放区的劳动互助组中也出现了积谷义仓。山西屯留县杨喜成互助组，于1950年举办了义仓后，一年内贷粮贷款给群众买下9头牲口、8辆大车，还解决了副业生产中的资金困难（贾子珍：《一九五○年农村劳动互助的新发展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1年3月5日），受到了群众的欢迎。总的来说，各地清理旧义仓或举办新义仓，在灾荒期间对支持灾民生产度荒发挥了显著作用。

　　为了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广义仓，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多次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推广和试办义仓。5月29日，内务部发布《关于提倡民间节约储蓄、积谷防荒的通知》，指出：建立义仓是积谷防荒的好办法。因此，已经有义仓基础的地区要逐步推广。凡未举办的地区应争取在夏收后重点试办。10月10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和粮食部共同发出《关于秋收后一定要注意节约、储蓄及举办义仓的通知》，指出：当此全国丰收之时，除各级人民政府粮食部门要有计划地储藏少数的粮食外，可在群众中提倡举办义仓。并重申：已经举办义仓的地区，应在秋收后大力推广；尚未举办义仓的地区，应重点试办、逐步开展。于是，1952年后又有许多地方进行了募粮填仓或试办新义仓，义仓数量增多了。据内务部1953年10月统计，全国19个省和6个市的郊区，共有义仓3082个，储粮24582万斤。其中东北区最多，达10196万斤，中南区5855万斤，西北区4923万斤，西南区2708万斤，华东区890万斤（《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》，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75页）。这些义仓粮在灾荒期间对支援灾民生产度荒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，特别是在交通不便、粮食供应困难的地区作用很大。1953年春河南省遭受严重霜灾，邓县等地在粮食一时供应不上时，用义仓粮临时调剂，迅速稳定了粮食市场和灾民情绪，群众反映：“有了义仓，荒月就不愁有困难。”（《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》，第75页）

　　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新事物。在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，边区政府也曾扶持将义仓发展为粮食信用社。农民以自己的粮食自愿入股，发生灾荒时，入股者优先取得红利，贫困者也可低利贷粮。粮食信用社具有义仓和信用社双重性质，受到群众欢迎。

　　1950年，随着新区土地改革运动和老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，农民对生活、生产资料的需求日益扩大，他们急需大量的生产资金；国家银行的贷款难以满足农民需要，有些地区甚至开始滋长高利贷。另一方面，在已经土改的地区，由于生产恢复，一部分生活逐渐富裕的农民要求积储余粮并扩大再生产。因此，一些地区的银行及基础较好的供销合作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组织、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。信用合作社一般以收放货币为主，同时还存储一部分实物（主要是粮食），它是农村新型的群众性经济组织，其资金和粮食来源主要是依靠社员的股金及吸收存款存粮。同时，国家银行给予必要的信贷。可见，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涵盖了义仓的积谷防荒功能，但不一样的是，其受益对象不仅是灾民，而是全体农民。

　　1950年底，华北、东北、华东三大区已建立信用部（即供销合作社的附属组织，功能与信用社同）550个，信用社97个，其中华北占80%以上（《选集》第6册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7~18页）。信用社、信用部在组织借贷中，宣传自由借贷政策，规定存借手续，保证按期归还，建立信用；以合理的利息吸收余粮余款；以零存整付、存农产品还生产工具与工业品的方法，帮助农民积累资金；帮助贷款户制定生产计划，督促其搞好生产。1951年5月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第一次农村金融工作会议，指出要全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。随后，一些省开始宣传和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1953年8月初，全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已有27433个，这中间还包括5559个信用合作社，19231个信用互助组，2643个供销社的信用部（《稳步开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3年8月6日）。全国约50%的县有了农村信用合作组织。农村信用合作业务的开展，对吸收社会闲散粮款、活跃农村金融、限制高利贷、扶植农业生产、推动农村互助合作及供销业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义仓制度在发展和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了不少问题：第一，有些地方在募集义仓粮的过程中发生了强迫摊派的现象，而且年年募捐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把活粮变成了死粮，不但收效不大，反而影响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生产情绪。第二，义仓粮分散储存，影响了国家对粮食的统一掌握。第三，义仓在支持群众生产度荒上虽有一定的实际作用，但它是旧的防荒组织，妨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。因此，对其进行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　　1953年10至11月，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，会议指出，对义仓组织今后不再推行，已经举办义仓却无信用合作社的地区，应整顿办好，不应重新填仓。已经举办义仓并有信用合作社的地区，为适应农村互助合作发展的方向，可将义仓慢慢地过渡到信用合作社。有供销合作社而无信用合作社的地区，可商请供销社同意，通过订立合同将义仓粮转入供销合作社。未举办义仓的地区，不再提倡。以后应稳步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，来代替义仓解决群众生产及度荒上的困难。可见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兼具义仓和银行的双重功能，方便农民生产生活；更重要的是，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信用合作社取代义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同时也表明，随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，我国逐渐确立了由官方主导救灾的思路，政府成为灾害救济的主要承担者。